1626年5月30日，即天啟六年蒲月初六，一聲巨響震徹北京。幾分鐘內，一個宏大的玄色蘑菇云呈現在國都上空；宣武門外數千衡宇化為灰燼，數千人受傷或喪命，全部城市墮入發急。王恭廠，也就是那時的皇家炸藥廠，產生了爆炸。這是明朝末年在北京產生的最駭人聽聞的公共災害。[1]這場奇災產生之時，正值東林黨士人與閹黨魏忠賢（1568~1627）等政治斗爭最為劇烈的階段。在北京和江南地域，兩邊呈現了流血沖突，而東林黨數位官員被判決正法讓斗爭加倍白熱化。[2]這場剛巧在政治嚴重時辰產生的年夜爆炸吸引了那時浩繁學者，也頻仍呈現在17世紀明清易代之際的筆記傍邊。
有關天啟年夜爆炸的最早記載呈現在一份邸報中。邸報曾是明代在權要體系和社會上傳遞主要新聞的重要前言之一。多位晚明士人把這份記載傳抄保存在各類筆記傍邊，并題以“天變邸抄”。[3]1635年，在《帝京景物略》（以下簡稱《景物略》）這本體系記載北京汗青文明的專著中，劉侗（1593~1636，1634年進士）、于奕正（1597~1636）引鑒了很多邸報細節，把這場爆炸復原在那時的城市周遭的狀況中。[4]17世紀中葉明代消亡后，一大量學者接踵經由過程汗青筆記的寫作嚴厲反思明亡之社會政治本源。[5]在《明季北略》（1670）里，計六奇（1622~？）把天啟年夜爆炸描寫成東林士人抗衡閹黨之勇敢“義舉”的見證。同時，在《綏寇紀略》（1658）里，吳偉業（1609~1671）進一個步驟加大力度了這場災害的宇宙學說明（cosmological interpretation），把它表述成一種上天的警示，預示著明朝的消亡。
隨同明清朝代更迭的社會變遷，政治上支撐東林黨的作家一向在盡力加大力度這場災害和朝廷政治之間的關系。在對統一事務看似重復的記敘中，他們在各類文學文體內頗有技能性地調劑文本，從而表達本身特別的政治議程——此中最主要的是魏忠賢這一人物的罪名化（criminalization）。本文將梳理17世紀有關天啟年夜爆炸的各類論述——邸抄、《景物略》和汗青筆記——并剖析將災害停止政治化的分歧的文本戰略。對天啟年夜爆炸的重述和重構若何感化于這些汗青構建？這場奇災的當地周遭的狀況（local setting）在多年夜水平上干涉了記敘，進而影響了人們對汗青人物行動念頭的感性熟悉？下文將檢索列位作者的文本戰略，尤其是在北京城市佈景下若何論述暴力與逝世亡，并會商這場災害在私密空間塑造明代政治汗青論述中所施展的感化。
一、邸抄：即時性的氣力
邸報在奉行之初是在各級權要機構之間傳遞信息的方法，旨在讓各級官員熟習國度政事與官府要聞。[6]從現存範圍最年夜的邸報集《萬歷邸鈔》中可見，明代邸報的重要內在的事務是天子御旨與朝廷政令，年夜多誇大官制事項，如官員起落、軍事交際事務等，但邸報有時也會發布有關天然災難的信息。[7]邸報的讀者也不限于官員，布衣蒼生也常無機會查詢邸報以便清楚時勢。[8]響應的，當局信息的傳佈為邸報帶來另一種效能：影響大眾對朝廷事務的認知（或闡釋）并以相似明天古代媒體的方法天生特定的公共言論。也正由於與政務的親密關系，明代士人們熱衷于繕寫這些材料并把它們保留在日誌和文集中。[9]
《天變邸抄》成文于1626年的炎天，恰是這份報道把天啟年夜爆炸的新聞帶向全國。這份邸抄有兩處顯明差別于傳統邸報的特征。起首，它并不包括御旨政令，而是用大批篇幅描述人們在災害中的苦楚經過的事況；其次，這份文本浮現了在城市各地址產生的一系列怪異事務，營建了一種發急的氣氛。這種志怪式的書寫與其他邸報中對災害的簡要表述構成光鮮對照。[10]這些對年夜爆炸惹起的凌亂場景的具體描述看似專門design，以激起讀者的膽怯和不安。固然我們無法判斷誰是《天變邸抄》的作者，但很顯然他在政治上是否決閹黨的。筆者以為，《天變邸抄》中那些非同平常的描述恰是對這場災害停止政治化的手腕，其目標之一是向朝廷施加壓力，以便東林黨人之保存。
1604年春，顧憲成（1550~1612）和高攀龍（1562~1626）在江蘇無錫成立東林書院，重講理學以期振奮士人義氣。[11]在接上去的幾年中，東林社成長成一股主要的政治氣力，并越來越多地開端影響大眾對朝政的見解。在誇大品德公理的同時，東林士人也激發了各方氣力的否決，那些與東林政見分歧者往往被回于“閹黨”。[12]1624~1627年，東林和其他各權勢之間的斗爭到達顛峰。[13]恰是在王恭廠爆炸之日，四名東林官員——周順昌（1584~1626）、周宗建（1582~1626）、繆昌期（1562~1626）和李應昇（1593~1626）——在牢獄中遭到危害。學者劉志剛指出，那時的官員敏捷捉住年夜爆炸的機遇，應用其政治潛力往完成各類目標，例如推動那時財務改造、迫使天子開釋關押的東林士人等。[14]在如許的政治亂局里，《天變邸抄》蘊藉地批評了閹黨并把鋒芒指向了魏忠賢。
與古代消息報道相似，《天變邸抄》開首冗長先容事務顛末，之后羅列現場情狀，供給了關于爆炸的第一手記錄。該邸報先記錄時光地址，又記載欽天監占語：“地叫者，全國起兵相攻，婦寺年夜亂。”[15]接上去37條短文展示了城市各個地址的異象。宏大的凌亂沖擊了北京城從王恭廠到周邊郊縣的寬大區域。從最幽閉的皇宮到畿輔縣村，從世俗世界的官府衙邸到敬佩神靈的寺廟宮不雅，無一不牽扯此中。北京的空間構造在論述層面臨爆炸停止政治化。符號性寄義和城市各景不雅之間的絕對地位被用來強化這種苦楚與可怕的氣氛。詳細而言，對日常空間的生疏化處置進一個步驟夸年夜了災害的可怕感，凸起了人目睹神機動動的交代空間，進而強化一種對災害的宇宙學說明。
在王恭廠上空騰起的玄色蘑菇云制造了非同平常的城市氣象：“遠看云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玄色者，沖天而起，經時方散。”[16]這種不祥但活潑的氣象組成了一個后人幾次回想的空間坐標。對北京本地居平易近而言，王恭廠地點街區恰是朝廷法制與軍事氣力的集結處。宣武門以北有六部之中獨一不在皇城棋盤街的刑部，還有都察院、年夜理寺、九司及三法司。這一地域不單是治理人世社會次序的機構地點，還有國都隍廟這一治理全國各地城隍廟并監察地來世界的“超等法庭”。這一象征王朝公理的地域產生爆炸，震撼了在京的一切官員和居平易近，當即激發了朝廷日常公事的停擺。[17]
讀者能從邸抄中說起的地址認識到財富喪失之巨和職員傷亡之多：
東自順城門年夜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四周十三里盡為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腐爛尤甚，僵尸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分辨街道門戶。悲傷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變雷同城中。即不被害者，房屋無不震裂，疾走肆行之狀，舉國如狂。[18]
最值得留意的是，邸報的論述經由過程描述受益者的肉體苦楚而把日常城市空間，尤其是街景，變得希奇而生疏。起首，血腥的身材部位失落落全城。好比，第32條：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紜而下。年夜木飛至密云石駙馬街，有五千斤，年夜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19]
又如第36條：
德勝門外腐化人臂、人腿更多。[20]
在這兩筆記錄中，人體成為有數碎片，爆炸所激發的強盛沖擊波等閒地把人體分化，以匪夷所思的方法把碎片帶往全城：它們飛越了一道道城墻和層層宮禁，終極失落落在間隔王恭廠很遠的處所。北京城莊重莊嚴的地標——紫禁城外的長安街和北城墻挺拔的德勝門——都釀成怪異的場合。家教
《天變邸抄》還經由過程一種對女性受益者的竊看式描述，提醒了日常生涯次序的忽然掉效。這些女性因爆炸而忽然在公共空間里變得裸體赤身。例如，第6條講述了官員何廷樞家中女眷經過的事況的怪事：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進土中，長班俱逝世。屯院內書辦雷該相與持鍬镢，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承諾。忽回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書辦知是本官之寵姬，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年夜褦裹之，身無裙褲，騎驢而往，不知所之。[21]
何廷樞（1619年進士）是魏忠賢黨人，天啟帝（1620~1627年在位）曾在1627年嘉獎一眾魏氏心腹，何廷樞名列此中。但是崇禎帝即位后，在1629年清洗閹黨時免職了他的御史之職。[22]這個故事或許是想暗射何氏執政廷中頗有題目的態度。何家的宅院被徹底摧毀，除了這位寵姬，他的家人所有的遇難。而當這個不幸的女人被救，她的赤身又很是希奇地釀成了論述的核心。
還有別的兩條凸起浮現了街上的赤裸女性：
圓宏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往轎頂，女人服飾盡往，赤體在轎，竟亦無恙。[23]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于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披半邊褥子者，有牽一幅被單者，剎那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笑。[24]
為何這種爆炸會讓女性在毫發無傷的同時裙帶盡掉、一絲不掛？[25]在帝國早期的天然災難記載中，赤身并不少見，但《天變邸抄》僅僅追蹤關心年青女性的赤身，而疏忽了男性、兒童或老年婦女等。[26]對這些場景的描述意味著國都的日常生涯被災害打亂。邸抄中，王恭廠的爆炸使得底本治理威嚴的街道成為世人疾速湊集又敏捷團圓的活動區域，使得人們的日常慣習遭到攪擾。人們無機會看到日常平凡被掩蔽的物品，并玩味女體忌諱。固然，察看者也支出了價格——腿傷臥地。這名男人“又痛又笑”，正向我們提醒了這場災害帶給城市的復雜後果：膽怯與不安，但異樣還有因越軌而呈現的高興與安慰。
除了對日常空間的生疏化處置，《天變邸抄》還展示了很多居平易近目擊神祇顯靈的場景，表現了人世與天界的感應。這些景象成為后來學者復述的核心。王恭廠年夜爆炸激起了火神。《天變邸抄》提到，北安門四周火神廟殿中有紅球滾出，騰空而上，少頃，王恭廠震聲沖天。[27]在城市西北角崇文門四周的一座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颯颯舉動，勢將下殿”，于是“忙拈噴鼻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成走動！”在推阻之間，爆炸產生。[28]在通州縣張家灣火神廟，“歷年扃錮不開，此曰鎖鑰俱斷”。[29]《天變邸抄》第11條還寫到火神在城內巡游被人看到：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頓時抬頭，見一神人赤冠赤發，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年夜驚墮馬傷額，方在吵嚷間，東城忽震。[30]
很多神靈呈現在邸抄中，在城中各地照應著爆炸的產生。在城東的草場，“巡更邏卒見一白須白叟忽出忽進，知是草場地盤”[31]。在王恭廠幾條街外的國都隍廟，羽士“初五夜，聞殿中吵嚷叫呼，盡似唱名之聲”[32]。城隍唱名意在審判剛逝世之人，是以廟內的喧鬧預示了有數人將在隔天早上亡故。[33]
邸抄中不竭羅列北京城內的逝世亡、暴力和神祇顯靈，照應著爆炸激起的大眾發急。邸報反應了一種對城市空間很是熟習的外部者視角。對于災害的戰略性論述既反應了一種急切性，呼吁了人們為重定都城而盡力。在年夜爆炸之后的幾周，兵部尚書王永光（1561~1638）等人懇請天啟帝發放賦稅賑災，并修復被損壞的途徑、城墻、公署等基本舉措措施。[34]
《天變邸抄》得以創作和暢通的另一個目標是批評時政并向朝廷施壓。多位朝廷官員應用這些超天然景象來勸誡天子并告竣本身的目標。那時的御旨政令顯示，各類官員——包含有些與魏忠賢交好的——出于各類目標在爆炸之后敏捷睜開對魏忠賢的批評。這份邸抄完成于魏忠賢勢力正盛之時，隱晦地表達譏諷。這些奇怪的場景證實了國都里世俗次序和宇宙次序的雙重衰頹。對怪異的誇大營建了不祥的氣氛。建筑與舉措措施的損毀、人體的肢解和女性身材的袒露都把帝都轉化成一個怪異之地；而神靈的異常運動似乎預示了平穩日子一往不返。這些故事促使讀者提問人世畢竟呈現了什么誤差，是什么招致了年夜災，又若何才幹處理題目。在1626年之后的歲月，士人們不竭地復述重寫這場災害，在他們對天啟年間政治的回想中，東林黨人成為同情的對象，而東林之敵則成了汗青的罪人。
二、《帝京景物略》：把災害寫進處所史
王恭廠年夜爆炸并沒有讓魏忠賢落馬。1626年后，隨同士人官員在國都重建和開釋東林黨人題目上的復雜協商，天啟帝對他們更加無法信賴，反而加倍倚重魏忠賢。天子與太監在權利上高度聯合，終極決議處決羈押之中的東林官員。[35]1627年秋，天啟帝因病往世，他的弟弟朱由檢即位，成為崇禎帝。在宏大的政治壓力下，魏忠賢選擇他殺。但他的逝世亡并沒有終結朝廷各派斗爭，反而使各派之間的敵意越加極重繁重。
1626年起，汗青筆記與各類雜著中開端呈現王恭廠年夜爆炸的紀聞。[36]年夜約九年后，在《帝京景物略》一書中，劉侗和于奕正正式把這場災害寫進北京的處所汗青。[37]在《火神廟》一文中，作者把北京的空間性看成一種修辭裝配，重寫了《天變邸抄》中的內在的事務。他們的作品浮現了另一種政治化方法。經由過程把太監的負面抽像搬上文本前臺，他們在太監的過錯行動和這場災害之間發明了因果性的聯絡接觸。
在崇禎在朝的最後十年，身在北京的士人見證了朝廷氣力的闌珊，并且焦炙地覺得來自外交和交際的多重壓力。劉侗，湖北麻城人，從1629年開端在北京暫居達五年，1634年中進士，之后派任吳縣知縣。于奕正，宛平人，對北京的汗青和時勢都非常熟習。1629年冬，皇太極（1626~1643在位）對明朝停戰。清軍與明軍在北京周邊產生沖突，給本地帶來凌亂。[38]劉侗和于奕正感觸感染到一種體系書寫北京汗青、保留國度的文明記憶并反思王朝曩昔的急切性。1635年冬，他們完成了《景物略》這部明代最完全也是最后的北京專書。在寫作經過歷程中，他們不只睜開了普遍的文獻彙集收拾任務，還在城市表裡停止實地查詢拜訪，以記載遍地的最新情形。[39]他們對汗青文獻和城市近況很是熟習，發明了一種奇特的寫作方法，他們在先容勝景的同時，在城市空間的佈景下，論述和評斷特定汗青事務。如許一來，他們改寫了早已存在的文本，經由過程看似中立的追述表達本身的不雅點。
劉侗與復社浩繁成員交好，天然也對東林黨抱有極年夜的同情。[40]張溥（1602~1641）延續東林精力于1629年樹立復社。復社在明清易代之際非常活潑，從一個文學學術社團敏捷演化成一股不成疏忽的派系氣力。《景物略》終極成書于作者勾留南京時代，之后劉侗便趕往姑蘇到差。是以，這本書的視角雜糅了內涵者的北京常識和基于江南的東林/復社的外來者的社會批評。作者或許是怕被連累，所以應用一種很是抑制的寫法來暗藏本身的不雅點，同時信任那些獨具慧眼的讀者能辨識出文中的贊揚、譏諷和批駁。于奕正在略例中寫道：
山水記止夷陵，剎宇記止衰盛，令節記止嬉游，園林記止木石。比事屬辭，不置一褒，不置一譏。習其讀者，不用其知之，言外得之。[41]
按照如許的邏輯，《火神廟》一文對王恭廠年夜爆炸停止了從頭論述。
《火神廟》開篇先容了該廟的建造汗青、建筑布局以及現場合保存的石刻。此中提到，自1603年以來，由于宮廷火警頻發，此廟一向不竭接收皇家贍養。這篇文章的論述從北安門寺人的視角切進，改寫了《天變邸抄》第2條的內在的事務：
天啟六年蒲月初六日巳刻，北安門內侍忽聞粗細樂，先后過者三，眾驚而跡其聲，自廟出。開殿審閱，忽火如球，滾而上于空。眾方仰矚，東北震聲發矣。[42]
文章持續描述蘑菇云的奇狀，總結了災害帶來的慘象：“看其光氣，亂絲者，浪潮頭者，五色者，黑靈芝者，起沖天。王恭廠災也。東自阜成門，北至刑部街，亙四里，闊十三里，宇坍地塌，木石人禽，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數，人以百數，燔臭灰瞇，號聲彌滿。逝世者皆裸，有掉手足頭子，于里外得之者，物或移故處而他置之。”[43]最后以《天變邸抄》中火神焰焰欲起的情節停止。
《景物略》還記錄了北京城頻仍產生的火警：1596年，皇極殿、乾清宮、噦鸞殿遭火；1626年，王恭廠爆炸，幾個月后曾是永樂潛邸的朝天宮又年夜火。火神廟作為執掌火焰并溝通人世與神界的特別空間，成為天啟年夜爆炸事務的論述中間。劉侗和于奕正固然參考了邸抄，但有興趣略往了此中過火荒誕、肉肢橫飛和赤裸女性的諸多情節。他們試圖浮現年夜爆炸的汗青現實，而非添枝接葉興味盎然地議論陌頭亂象。
異樣消散在《火神廟》一文中的，是邸抄里平行并置的場景視角。《景物略》的作者把邸抄里的分歧場景編織到一個持續的論述中，並且更主要的是，把這些論述嚴厲錨定在太監的視角上。對比明代北京城的布局，我們就更能讀懂這些只言片語背后的深層寄義。文章從皇城北墻北安門四周的寺人講起。北安門坐落于帝都中軸線北部，在其正南邊的是帝國的中樞：除刑部之外的其余五部（禮、兵、吏、工、戶）和軍都督府等軍事機構。更風趣的是，北安門一帶是內監執掌的各部分地點地，如內官監、司設監、尚衣監以及晚明政治邦畿中最有特權的機構———司禮監。這些內監部分的總領，無論“秉筆寺人”仍是“掌印寺人”，都是朝廷里的特別氣力：他們不只是宮廷外務的現實總管，仍是東廠、西廠等監察機構的管轄者。在天啟年間，東廠秉筆寺人魏忠賢現實上也把持了錦衣衛，并借由這種權利開端對東林黨人停止機密處理。回到《火神廟》一文，恰是寺人們翻開殿門使火球飛出，激發了年夜爆炸。交流
為何作者居心設置內監為獨一的舉動者，并從地安門的空間開端講述這場災害呢？從皇城動身，能不露陳跡地略過那些陌頭亂景。更主要的是把火球逸出的某種罪惡放置到內監身上，從景象上構建一種邏輯聯絡接觸。文章最后火神試圖出殿被廟祝阻擋，似乎也在暗示神靈試圖干涉某些人世事務。作為“言文旨隱”的作品，《景物略》一向試圖暗藏作者的客觀看法和批評立場。固然它看似城市勝景的導覽之作，但現實上，晚明作者在寫作經過歷程中積極實行著他們所懂得的“年齡筆法”，以蔓延“微言年夜義”，也即在簡練客不雅的陳說中置進隱含批駁。[44]
《景物略》中的其他文章也顯示出如許的寫作邏輯。在其他諸篇中，劉侗和于奕正常將閹黨與勝景之地產生的亂事聯合起來，建筑的損毀往往是某種批駁的隱喻。例如，《首善書院》一文記錄東林學者鄒元標、馮從吾在北京開辦學院，宣講理學和士人舞蹈教室政管理念的業績。全文重要內在的事務是復述鄒、馮二人語錄，但在篇末，劉侗的論述忽然轉向書院在魏忠賢（1568~1627）掌權時代的遭受：“崔（呈秀）、魏（忠賢）盛，黨禍深”，書院慘遭撤除，“乃碎碑，暴其碎于門外，乃毀先圣主，焚棄經史典律于堂中。院且拆矣”[45]。又如《摩訶庵》一文，上半段追想萬積年間京城士年夜夫在此不雅花作詩樂事，開頭處忽然轉向此地產生的暴力事務：魏忠賢偶爾顛末此地，見士人湊集，號令拆毀寺院建筑，自此“人相戒不外”，該寺垂垂式微。[46]
總結而言，《景物略》奇妙地修改了《天變邸抄》中城市空間的敘事效能，經由過程太監視角的再論述，成長了一種新的文本政治化戰略。把邸報中的分歧場景從頭排序，在新的情節序列中樹立汗青人物與事務的聯絡接觸，進而蘊藉地對太監停止批駁。暗藏本身不雅點，不只是防止災害的感性選擇，也是創建更具可托度的汗青論述的方式。天啟年夜爆炸恰是以這種方法進進了北京的處所史，并與明末黨爭深深綁定。
三、火中義士：東林傳奇的寫成
1644年明朝消亡，歷經喪亂的學者們紛紜回想易代之際的諸般事務，試圖找尋明亡之掉的本源。17世紀后半葉呈現了一波私人著史的飛騰。[47]在這一時代的著作中，簡直無一破例的，東林黨被塑形成在暗中時代勇抗太監強權和朝廷腐朽的好漢。對東林傳奇的重述表現了清初文人復雜的心思狀況，在深度的惘然與遺憾中，他們痛徹心扉地批評前朝政治，同時又不成防止地懷念祖國。1670年，計六奇撰寫了《明季北略》，在這部詳盡記載易代前后各類事務的主要文獻中，《天變邸抄》的全文再度呈現，而天啟年夜爆炸則呈現在東林士人的列傳中。
在剖析計六奇的編纂戰略后，我們能看到這位作者是若何把天啟年夜爆炸改變成前朝要害汗青事務的，還能進一個步驟勾畫在劇烈黨爭中東林士人的行動是若何被戲劇化浮現的。計六奇的文本把鋒芒清楚地指向了魏忠賢，這位權宦在清代初年的汗青寫作中曾經徹底成為一個名譽掃地的無賴。計六奇簡化了天啟年間各黨派之間的復雜互動，此中閹黨與東林士人之間的協商、一起配合、變節等諸多細節被表述成純真的冤仇和報復。1626年之后，對年夜爆炸的政治性說明不竭累積，而計六奇則凸起爭斗的南北極化并將之表示為無可爭議的“汗青現實”。與此同時，北京城市空間的奧妙性從易代之后的文本中消散了。計六奇從未到過北京，重要依附各類典籍來寫作，于是北京的城市空間佈景在論述中被弱化，國都終極釀成一個文學的符號，象征著遠往的王朝。
《明季北略》中《天變邸抄》的地位清楚地樹立了魏忠賢與年夜爆炸之間的聯絡接觸。在計六奇作品之前，還有兩份晚明筆記收錄這份邸抄并分辨傳遞了編者的政治斟酌。1629年的《頌天臚筆》創作于崇禎臨時停息朝廷黨爭之時，而作者正在用此書歌唱新朝次序。此書中《天變邸抄》以附錄情勢呈現在最后一卷，作為對天啟朝凌亂狀態的闡明。1626年的《碧血錄》是為留念同年就義的東林學者而作，作者黃煜收錄了二十條東林士人的列傳以及他們的詩文。這本書在晚明一向以手本情勢傳播，直到1776年才得以刊刻。書題“碧血”二字源自《莊子》：“萇弘逝世于蜀，躲其血，三年而化為碧”，意在頌揚奸臣。邸抄也以附錄情勢呈現，題為“天變雜記”，而更值得留意的是另一份附錄題為“人變述略”，記錄了姑蘇大眾義抗閹黨的業績，并留念了五位為維護周順昌而就義的烈士。[48]“天變”與“人變”暗示了一種彼此照應的關系，產生在南方國都里的天災與江南市鎮中的天災組成了對比。換句話說，這兩者都是對魏忠賢虐政的反應。爆炸是天的正告，而姑蘇的義舉就代表著人世的訓斥。
《明季北略》成書于1666~1670年，計六奇把天啟年夜爆炸放置在新的論述構造中，這完整分歧于晚期的《頌天臚筆》和《碧血錄》。《明季北略》綜合了紀傳體和紀年體這兩種史學編製，把汗青事務依照時光次序論述，同時記錄主要汗青人物的生平。計六奇把《天變邸抄》從附錄地位掏出，把它編在全書第二卷。在這卷的開首，讀者起首看到周順昌等勇于對抗魏忠賢的東林義士的列傳，之后是魏忠賢上疏彈劾東林人的奏折等文書，還有兩個故事講述了魏忠賢的戀人客氏作為天啟天子乳母若何暗害朝臣和嬪妃。[49]緊隨其后，當讀者讀到天啟年夜爆炸的記載，這場災害與那時政治題目之間的聯絡接觸曾經完整確立了。計六奇的編纂戰略轉變邸報在汗青論述中的地位，從一個彌補闡明汗青事務的注解式附錄釀成一個主體論述中的主要場景。
比擬之前的兩部筆記，《明季北略》對天啟年夜爆炸的展示還有更多細節修改，這些都直接傳遞了政治性的信息。《天變邸抄》中描述女性身材的赤裸情節完整消散，而其他觸及神靈的部門堅持不變。別的，魏忠賢自己在欽天監一條中呈現。在最早的邸抄中，欽天監供給了一個占語：“地叫者，全國起兵相攻，婦寺年夜亂”，而魏忠賢和東林士人的名字都沒有呈現在註釋中。但在《頌天臚筆》里呈現了夾批“魏忠賢即時打逝世此官”，如許就把閹黨拉進論述，勾畫災害的緣由。[50]計六奇則進一個步驟改編，把夾批放進註釋，縮小了派系之間的抗衡。《明季北略》中呈現了如許的細節：“魏忠賢謂詭辭欺世，杖一百，乃逝世。”[51]這種對魏忠賢加倍具象化的表示，先容欽天監官員受刑水平，進一個步驟凸起了閹黨的殘暴。
計六奇還把天啟年夜爆炸融進東林士人的列傳中，以加強士人行動的高尚感。周順昌被捕后于1626年達到北京，在蒲月初一下詔獄。許顯純（？~1629），魏忠賢心腹，那時掌管錦衣衛機密牢獄并全部旅程刑訊周順昌。[52]在周順昌列傳中，計六奇描寫了如下戲劇性的場景，天啟年夜爆炸恰到好處地成為一個攪擾刑訊的事務：
公謂所知曰：今我赴都必逝世，逝世則訴高天子速殛首惡。□□公至都，坐牢，對簿不平，強坐贓三千，即欲殺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廠，奉旨停刑。六月盛暑，復五日一嚴比。公痛罵許顯純。顯純將銅錘擊公齒，齒俱落，公猶極罵噴血于顯純面，遂逝世。[53]
故事的基礎情節——坐牢、受刑，以及濺血鑿齒——可以在《頌天臚筆》的周順昌傳中看到。[54]異樣在周順昌親朋的留念文中也可以看到這位義士身受嚴刑與天啟年夜爆炸之間的某種聯繫關係。[55]在1628年前后，胡敬辰（1622年進士）如許描述周順昌生前遭受：
方師長教師初逮時，地以震變告，比于獄，天以王恭廠火雷之變告，屢訊搒略，天又以雨雹之變告。[56]
這些留念文章必定水平上轉變了周順昌之逝世的論述邏輯。現實上，東林士人最後試牟利用年夜爆炸的契機勸諫天子開釋羈押人士，而周自己還測驗考試張羅銀兩將本身贖出。[57]但天啟帝對此充耳不聞并且終極默許了對周順昌的致命刑訊。政治中的博弈與反叛在這些論述中所有的消散了，但有關爆炸的一種新說明確立了。周順昌之逝世被放進了如許的因果鏈條中：魏忠賢對正派的東林士人倡議危害，惹惱上天，之后年夜火燒城以示警誡，但魏忠賢還不收手，終極拷問周至逝世。
《明季北略》還進一個步驟強化兩個陣營的沖突。這種寫作戰略與《景物略》完整分歧，在字里行間充滿著激烈的情感。計六奇把那時筆記小說中的大批信息放進《明季北略》。汗青事務的細節中往往有著顯明的戲說成分。[58]計六奇來自東林書院開創地無錫，他的視角是來自江南士紳群體的，內在于北京的。在《明季北略》的創作經過歷程中，他訪問了揚州、姑蘇、杭州等多個江南城市，這些處所也已經是東林士人的運動中間。他疇前朝遺平易近那里彙集了大批材料。[59]是以，江南士人受難的沖突時辰就成了計六奇作品的主題。北京不再是一個為讀者供給政治說明框架的詳細城市，而是一個浮現正派的東林義士受難的舞臺。
在他為周順昌撰寫的列傳中，計六奇把之前各類材料中的表述停止了綜合，把爆炸放到列傳中，在將之視為天意警示的同時，使之打斷了對周順昌的刑訊。這種處置加強了讀者的同情，并把周順昌身材的痛楚與一系列與熄滅和凌亂有關的符號相銜接。在炎炎夏季中，周順昌被打得血肉含混、肌膚潰爛，他的責罵聲與爆炸的巨響彼此照應。在計六奇看來，猛火不只代表了抽象的天意，還表達了周順昌、他的留念者以及一切介入1626年抗議的人的怒火。依據計六奇的描寫，魏忠賢高屋建瓴，濫用權利清洗異黨；本該均衡各方的天子卻完整充耳不聞。于是上天參與，以爆炸和年夜火迫使拷問暫停。
四、序幕：熄滅城市、燃盡前朝
清代初年，隨同東林士人正派忠義抽像的終極確立，天啟年夜爆炸開端成為預示明朝消亡的兇兆，進進了朝代輪迴的一節。依據如許的邏輯，復社的焦點成員、有名遺平易近詩人吳偉業把這場災害編織到明末社會次序闌珊的全體性會商中。在《綏寇紀略》中，吳偉業體系地記載了崇禎年間各地的兵禍和沖突，并測驗考試從這段汗青中找尋明亡的經濟、軍事和汗青緣由。他應用了“火”這一意象：要挾國都的真正的年夜火預示了王朝的喜劇，隱喻中的年夜火——集中表現在禍亂朝政的官宦身上——則終極燒毀了全部帝國。
1631~1639年，吳偉業在北京擔負官職。[60]1644年，當農人起義兵和清軍接踵占領北京時，吳偉業正在故鄉江蘇太倉。同年秋天，在長久任職南明朝廷后，吳前往太倉，并在四周的幾個縣市迴避災害。[61]1654年，清廷召見吳偉業，這是明亡后他第一次前往北京。[62]值得一提的是，1649年末北京的城市空間產生了劇變，滿漢分治，內城成為旗人煢居的區域，是以在吳偉業再訪北京時，城內諸多衙門也都經過的事況了改整，內城樣貌年夜變。1656年，吳偉業辭往國子監的官職，兩年后他在故鄉完成了《綏寇紀略》。在這本書中，位于天人接壤之處的皇帝之城北京，看上往具有某種主體性，哀痛地回應著帝國的消亡。例如，在最后一卷中，作者記載了崇禎年間呈現的各類異象：“陵哭”“城愁”“神像有淚”。[63]
吳偉業把北京城遍地產生的火警視為天人感應的表達。正如前文提到的，明代終其一朝，北京老是火警多發。1421年春，在永樂帝遷都北京并正式遷進新建的紫禁城后幾個月，三座最雄偉的宮殿建筑——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被焚為灰燼。嘉靖、萬歷和天啟年間，火警多少數字史無前例的多。1557年，三年夜殿再次遭火，午門四周的建筑所有的遭殃。1596~1597年，乾清宮和三年夜殿再次遇火，這促使天子翻修了火神廟以求神靈庇佑。1626年當王恭廠產生爆炸時，這些古剎還在重建或補葺。在《綏寇紀略》中，吳偉業回想了1635~1638年北京城產生的五次年夜火，并在注釋中提到萬積年間鉅細火警多達35次。[64]他評論道：
《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東漢中平二年，南宮靈臺災，不多黃巾亂。流寇之作，即三殿兩宮火警之應也。安平易近廠者，以天啟六年王恭廠災而改焉者也，逆珰施炮烙以錘煉楊、左諸正人。[65]
吳偉業沒有過多追蹤關心爆炸和火警在城市里帶來的異常氣象，而是把每一次年夜火當作“常態化的”、有數災害之間的一個環節。在他看來，王朝末年災害組成的輪迴款式比災害自己的細節更主要。明朝最后百年里的火警正如東漢黃巾起義時燒毀靈臺一樣。而1590年后，微型輪迴呈現在明朝，火警不竭產生在宮廷中，而王恭廠則一次又一次爆炸。[66]
除此之外，吳偉業把王恭廠年夜爆炸塑形成上天對東林士人受難的感應。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引文的最后，他反轉了年夜爆炸和楊漣、左光斗逝世亡的時光次序。1624年，左都御史楊漣上書怒陳魏忠賢二十四條年夜罪。1625年，楊左兩人被機密正法，此時距年夜爆炸還有一年。[67]但在吳偉業這里，他以楊左二人取代周順昌等，現實上產生了時光的錯位。
吳偉業還在會商中參加了更多天啟年夜爆炸的細節。基于《天變邸抄》，吳偉業先容了這場災害的年夜致情形。或許作者不想更多說起此時曾經變革的北京城市空間，《綏寇紀略》對爆炸的論述基礎離開了城市場合之間復雜的關系和寄意。吳偉業只選擇了邸抄中的部門場景，例如國都隍廟唱名、火神廟火球飛出。[68]這里面還呈現了另一個過錯，就是何廷樞在爆炸中遇難身亡。現實上，依照邸抄記錄，何的家人遇難，他自己則逃過一劫，執政中任職直到1629年。吳偉業能夠弄錯了，但也能夠是居心假造了何的逝世亡，以此作為他閹黨成分的某種報應。
在回想火警的最后，吳偉業把“火”的字面意義和隱喻意義推到更深的層面：
若先皇則作甚乎災？曰：內操之未罷也，緝事衙門如董琨等，則猶許顯純之余焰也，故火之也。且安平易近廠所以修守備，其后寇逼京師，炮不置鉛丸，賊不傷而城已陷。天意若曰：火不炎上，徒以自斃也。[69]
火警成為天意不竭的警示，而許顯純、董琨等錦衣衛閹黨成員，成為要挾朝廷的“危火”。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來自《漢書·五行傳》：
棄法令，逐元勳，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70]
異火代表著政治次序的腐壞。吳偉業的火之隱喻把火警的題目與明朝的題目聯絡接觸在一路。值得留意的是，在王恭廠事務里，朝廷有力救災既暗示了炸藥廠治理的凌亂，也意味著炸藥制造的東西的品質低下。成果，火炮無法在要害時辰施展感化，而軍事上的能幹終極招致王朝的消亡。
在會商了這么多所謂爆炸緣由（太監的作為、士人的受難和上天的警示）后，讓我們再次檢討這場災害的首惡——炸藥。是誰撲滅了這些易爆品，進而招致了炸藥廠的爆炸？回到1626年爆炸當天，一個名叫王業浩的御史曾向天子提出，依據那時塘報，皇太極派出了十名奸細，在九日前抵達京城并混跡在王恭廠四周。[71]邸抄中最後也提到“緝拿奸細”。但兩天后，一些官員開端質問這種猜忌，很快就把爆炸緣由導向了天人感應之說。[72]從1626年的明實錄來看，對外來奸細的查詢拜訪被棄捐，甚至王業浩自己也廢棄了最後的提議。由是，爆炸后一切的會商都連續著一種同一的語調，把爆炸視為天人次序的凌亂。而對真正的緣由的清查則在有興趣有意之間被遺忘了。
異樣被疏忽的是小我視角下的體驗。我們簡直無法看就任何從小我經歷動身的，對王恭廠年夜爆炸的描寫。對這個災害的每一次會商都是高度政治化和分歧的。那么我們該若何懂得這種情形呢？一個老實的答覆就是我們簡直無法判斷爆炸緣由，由於沒有任何證據可供揣度。盡管這般，筆者以為仍是有兩個視角可以讓我們進一個步驟反思這個事務。起首，把爆炸同一說明成“天變”提醒我們留意明朝末期極端復雜的權利構造。似乎只在事務剛產生的幾天里，分歧的聲響曾長久顯現過。也許官員們敏捷認識到他們可以應用這些天人感應的說明來謀取好處：從賑災中謀財物、進犯政敵，抑或使本身免于被詬為閹黨。于是同一的口徑敏捷構成了。其次，一切后來的論述都證實了《天變邸抄》這份文件其實是影響深遠。它被design成官方傳佈新聞的款式，也確切成了最主要的、最早的信息源。無論讀者能否信任此中的內在的事務，它對奇景的刻畫總能惹人注視，也強力地塑造了一切后來者對災害的印象。面臨一個汗青性的事務，人們更偏向于記住最明顯的、最富戲劇性的元素，也最不難接收好漢-無賴的善惡二分。隨同著汗青佈景的消失，那些承載了復雜權利靜態的奧妙情節終極被忘記了。
結論
本文從各類史料動身，剖析了對王恭廠年夜爆炸這個汗青事務停止政治化的一系列論述戰略。此中，邸報成為事務的即時記載，《景物略》是把事務歸入處所史論述的城市筆記，而清代一眾筆記史料則是對明朝汗青的剖析性記載。1626年，這場皇家炸藥廠的災害給城市帶來了宏大的喪失，也敏捷執政廷中激發眾議。作為將這場災害的細節傳佈開來的《天變邸抄》，誇大了爆炸自己的奇異。黑靈芝般的蘑菇云、橫飛的斷肢、赤身的女性以及神靈的異動，以城市的躁動不紮營造了異常的氛圍。邸報為后人供給了懂得和再現這個事務的最基礎的素材。17世紀30年月，《景物略》的作者鑒戒了邸報內在的事務并代進年夜爆炸時的城市空間和各個場合之間的關系，警惕地暗射太監政治。清朝初年，學者們頻仍表達對閹黨的憎恨。王恭廠年夜爆炸被用來復述明末政治斗爭，此中，東林士人被銘刻成公理的偶像，于是就帶出了對兩個黨派的汗青評價。同時，北京的城市空間性從這些晚近寫作中消散，而皇城自己成為一個猛火中的文學性場合，爆炸成為明朝將亡的教學場地噩兆。
在檢索浩繁論述后，我們仍要詰問畢竟能從這場爆炸事務中獲得什么。爆炸故事的寫成經過歷程讓我們從頭思慮汗青研討中筆記的效能。在有顯明偏向性和高度政治化的聲響背后，爆炸自己，也即爆炸經過歷程中物理和物資的相干現實，其實無法被回復復興。盡管這般，經由過程這些論述，我們能無機會洞察晚明政治史。年夜爆炸把分歧時期的士人結合到一路，并加劇了他們對魏忠賢的配合仇恨。文本不只帶著有關人物和事務的汗青信息，還承載著作者的小我察看和反思，這些都反應在對細節的甄選上。列位作者不竭對年夜爆炸停止感性化闡明，把它從難以說明的異事轉換成閹黨招致的災害。作者的態度無疑影響了讀者對曩昔的懂得，在瀏覽和復述統一個故事的經過歷程里，士人的配合體得以連合。對東林士人的認同使得17世紀分歧時段的作者死力網羅各類細節作為汗青證據，用來非難魏忠賢這位權宦，并且建立起他的殘酷抽像。成果，復雜的權利競爭終極以一幅簡略的圖景而終：魏忠賢成為萬劫不復的善人，而東林義士成為贊歌中永恒的好漢。
注 釋：
*馮乃希, 清華年夜學人文與社會迷信高級研討所副傳授, 清華年夜學仲英青年學者。 本文改寫自 Feng Naixi, “Mushroom Cloud over the Northern Capital: Writing the Tianqi Explos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Late Imperial China 41: 1 ( 2020 ) : 71 – 112. ©2020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Society for Qing Studie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明熹宗實錄》 71: 5 (天啟六年蒲月初六) , 《明實錄》 , 中研院汗青說話研討所 1967年版; 耿慶國、 李少一編 《王恭廠年夜爆炸》 , 地動出書社, 1990; 劉志剛 《天變與黨爭: 天啟六年王恭廠年夜災下的明末政治》 , 《史林》 2009 年第 2 期, 第 115 ~ 123 頁。
[2]有關東林黨和閹黨黨爭的汗青, 參考 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1644 – 1699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pp. 95 – 136;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The Donglin Faction and Its Repression, 1620 – 1627 ( Honu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 小野和子 《明季黨社考》 , 上海古籍出書社, 2006; 謝國楨 《明清之際黨社 考》 , 中 華 書 局, 1982; 孟 森 《 明 清 史 講 義》 ,中華書局, 1981, 第 293 ~ 316 頁。
[3]天啟年夜爆炸的邸報被轉抄在金日昇《頌天臚筆》、黃煜《碧血錄》和計六奇《明季北略》 傍邊。每日天期最早的是頒發于 1629 年的贊頌崇禎即位的《頌天臚筆》 , 見金日昇《頌天臚筆》 , 臺北先生書局, 1986。 金氏的文章是最長, 也能夠是最完全的版本。 本文中, 我應用金氏的 《天變邸抄》 為本。 《 碧血錄》 是黃煜為留念被魏忠賢戕害的朝臣所作, 詳細年份不詳, 但依據序文及文本內對天子的尊稱, 應成書于明末。 《 天變邸抄》 見 《 碧血錄》 , 《 筆記小說年夜不雅》 第 7 卷,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83, 第 171 ~ 199 頁。1670 年計六奇著 《 明季北略》 亦收該邸抄, 但內在的事務有修改，見計六奇 《明季北略》 , 中華書局, 1984, 第 73 ~ 76 頁。
[4]劉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火神廟》 , 上海古籍出書社, 2021, 第 66 ~ 67 頁。
[5]有關清代晚期對亡明之反思的研討, 參考 Lynn Struve, “ Huang Zongxi in Context: A Reappraisal of His Major Writing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 (1988) : 474- 502; David Der-wei Wang and Shang Wei, eds. ,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Wai-yee Li,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n The Peach Blossom F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 (1995) : 421-33。
[6]多位學者對邸報的文天性質、 社會效能、 汗青價值、 實行方法和暢通渠道做出過研討。 參考尹韻公 《中國明代消息傳佈史》 , 重慶出書社, 1990; Shang Wei, “ Jin Ping Mei Cihua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s. Judith Zeitlin and Lydia Liu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187-238; 劉勇強 《明清邸報與文學之關系》 , 《學人》 1992 年第3 期, 第 437 ~ 464 頁; Timothy Brook, “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Part 2, eds. Denis C.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 Mot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p. 579-770。
[7]尹韻公: 《略論萬歷邸抄》 , 《消息研討材料》1989 年第 1 期, 第 75 ~ 90 頁。Timothy Brook, “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pp. 638-639.
[8]有學者以為邸報創設了一種新的瀏覽體驗, 使得讀者能同時閱讀分歧的情節線, 而這或許部門地說明了明代淺顯小說和日用類書的昌隆。 參考 Shang Wei, “ Jin ping mei cihua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s. Judith Zeitlin and Lydia Liu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187-238。 有關非線性的 “空間性” 瀏覽體驗, 參考 He Yuming,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中譯本: 何予明 《家園與全國: 明代書文明與平常瀏覽》 , 中華書局, 2019) 。
[9]國度藏書樓現躲一份發行于 1580 年的邸報原件, 題為 《急選報》 。 這是今朝可見最早的原始文檔。 有關明代士人繕寫邸報的研 究, 參 考 尹 韻 公 《明代邸報與明代汗青》 , 《消息年夜學》 1997 年第 3 卷, 第 79 ~ 81 頁。
[10]例如, 在 《萬歷邸鈔》 中有良多對天然災難的描寫: 干旱和洪水 ( 見 《 萬歷邸鈔》 ,臺北先生書局, 1968, 第 822 頁) 、 地動 (第 1094 頁) 和火警 (第 1732 頁) 等, 但這些描述凡是很短。 有關邸報中災害描述的研討, 可參考尹韻公 《 略論萬歷邸鈔》 ,《消息研討材料》 1989 年第 1 期, 第 78 ~ 81 頁。
[11]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 pp. 95-104.
[12]天啟時代朝廷中曾構成一個松散的否決東林士人的政治團體, 被稱為“閹黨” , 魏忠賢被認定為其魁首。 有汗青學者以為, 兩黨之間看似冰炭不洽的區隔實在有時是含混的, 甚至活動的。我們明天很難勾畫反東林團體的清楚圖景, 由於年夜部門史料都試圖往強化他們的負面腳色。參考 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 pp. 106-112。
[13]汗青學者提出, 斗爭始于1624年7月, 楊 漣 ( 1572 ~ 1625) 上 疏天啟天子, 列 出“二十四年夜罪” 彈劾魏忠賢。 在此之后, 包含楊漣在內, 一批東林黨人遭到拘捕和殺戮。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72 – 100; 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pp. 121-123。
[14]劉志剛: 《天變與黨爭》 , 第 121 ~ 122 頁。
[15]《頌天臚筆》 , 第 3214 ~ 3215 頁。
[16]《頌天臚筆》 , 第 3214 頁。
[17]《明熹宗實錄》 , 第 71 卷, 第 7 ~ 8 頁 (“天啟六年蒲月初八” ) 。
[18]《頌天臚筆》 , 第 3213 ~ 3214 頁。
[19]《頌天臚筆》 , 第 3226 頁。
[20]《頌天臚筆》 , 第 3228 頁。
[21]《頌天臚筆》 , 第 3217 頁。
[22]《明熹宗實錄》 , 87: 17 (“天啟七年八月十二” ) ; 《崇禎長編》 , 17: 19-22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一” ) 。
[23]《頌天臚筆》 , 第 3226 頁。
[24]《頌天臚筆》 , 第 3222 頁。
[25]今世學者曾測驗考試從地輿學、 核迷信和生化研討等範疇對這些爆炸景象停止剖析, 但一直無法從迷信層面說明這些景象。 耿慶國、 李少一編《王恭廠年夜爆炸》 , 第 181 ~192 頁。
[26]例如, 蒲松齡在 《地動》一文中描述了凌亂的街景, 但他對赤身的處置是更為歸納綜合的, 僅說起人們來不及穿衣便逃到街上。 蒲松齡 《聊齋志異》 , 中華書局, 2001, 第170 ~ 171 頁。
[27]《頌天臚筆》 , 第 3215 頁。
[28]《頌天臚筆》 , 第 3215 ~ 3216 頁。
[29]《頌天臚筆》 , 第 3216 頁。
[30]《頌天臚筆》 , 第 3220 頁。
[31]《頌天臚筆》 , 第 3221 頁。
[32]《頌天臚筆》 , 第 3223 頁。
[33]有關城隍崇奉, 參考 David Johnson, “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 ( 1985) : 363-457。
[34]《明熹宗實錄》 , 第 71卷, 第7 ~ 8頁 ( “天啟六年蒲月初八” ) 。
[35]良多汗青學家把天啟帝描寫成一個脆弱蒙昧、 被魏忠賢操控的傀儡, 例如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141-144。 劉志剛卻以為天子自己實在頗有自動性, 能積極應用各派權勢加強本身對朝政的影響。 劉志剛 《天變與黨爭》 , 第 120 ~122 頁。 異樣, Miller 也指出, 所謂“魏忠賢專制”夸年夜了魏的氣力, 這種責備恰是其政敵所宣傳的。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p. 129。
[36]劉若愚曾扼要說起天啟年夜爆炸, 見劉若愚 《 酌中志》 ( 約 1630 年) , 北京古籍出書社, 1994。 在 《玉鏡新譚》 , 朱長祚回想了天啟早期、 崇禎晚期魏忠賢的運動。 王恭廠年夜爆炸被記載在專述天然災難的一章中, 見 《 玉鏡新譚》 , 中華書局, 1989, 第77 ~ 78 頁。 在 17 世紀中期成書的佚名小說 《梼杌閑評》 中, 年夜爆炸組成了第四十回的佈景, 預示了后來魏忠賢的倒臺。 《梼杌閑評》 , 國民文學出書社, 1983, 第 446 ~454 頁。 對魏忠賢文學的先容, 參考 Keith McMahon, “ The Potent Eunuch: The Story of Wei Zhongxia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4) : 1-28。
[37]對 《帝京景物略》 的先容, 參考王燦熾 《帝京景物略及其作者考》 , 《北京社會迷信》2006 年第4期, 第54 ~ 60頁。
[38]Twitchett and Mote, eds. ,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p. 616 – 617; Peterson,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p. 53-54.
[39]《帝京景物略·略例》 , 第 1 頁。
[40]固然沒有直接證據證實劉侗介入復社運動, 但其老友如譚元春等都與復社親密相干。參考吳國平 《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駁》 , 上海古籍出書社, 2004, 第 15 ~ 25 頁; 張永剛 《東林黨議與晚明文學運動》 , 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 2009, 第 165 ~ 189 頁。
[41]《帝京景物略》 , 第 3 頁。
[42]《帝京景物略》 , 第 67 頁。
[43]《帝京景物略》 , 第 67 頁。
[44]韓書瑞 (Susan Naquin) 在其著作中曾扼要先容 《景物略》 作為觀光導覽的缺乏之處，參考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p. 254-255。
[45]《帝京景物略》 , 第 218 頁。
[46]《帝京景物略》 , 第 308 頁。
[47]參考闞紅柳《清初私人修史研討》 , 國民出書社, 2008。
[48]黃煜: 《碧血錄》, 第 191~195 頁。 Dardess 也在其著作中先容了這五位烈士的業績,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110-112。
[49]計六奇: 《明季北略》 , 第 56 ~ 70 頁。
[50]《頌天臚筆》 , 第 3215 頁。
[51]《明季北略》 , 第 73 頁。
[52]許顯純于 1629 年被崇禎帝正法。 《崇禎長編》 卷 17, 第 20 頁。
[53]《明季北略》 , 第 58 頁。
[54]《頌天臚筆》 , 第 1004 頁。
[55]例如, 在張溥為周順昌撰寫的墓志中就有相似表述, 見張溥 《贈太仆寺卿周公來玉墓志銘》, 《七錄齋詩文合集》, 《續修四庫全書》 冊1387, 中華書局, 1984, 第 355 ~ 358 頁。
[56]胡敬臣: 《周蓼洲師長教師傳》 , 第 422 頁。
[57]朱祖文: 《北行日譜》 ,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5 年版, 第 8 頁。 參考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108-112。
[58]張平仁: 《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對時勢小說的采錄》 , 《 文獻》 2004 年第 3 期, 第 185 ~192 頁。 計六奇所援用的詳細篇目, 參考 《明季北略》 , 第 738 ~ 744 頁。
[59]《明季北略》 , 第 733 ~ 736 頁。
[60]馮其庸: 《吳梅村年譜》 , 文明藝術出書社, 2007, 第 36 ~ 37、 57、 60、 64 ~ 65、 73 ~74、 79 ~ 80 頁。
[61]馮其庸: 《吳梅村年譜》 , 文明藝術出書社, 2007, 第 115 ~ 116、 124 頁。
[62]馮其庸: 《吳梅村年譜》 , 文明藝術出書社, 2007, 第 233 ~ 236 頁。
[63]吳偉業: 《綏寇紀略》 , 第 321 ~ 365 頁。
[64]這些火警產生在天壇、 皇家庫房、 另一處制造炸藥的作坊、 重建后的王恭廠以及皇家草場。 《綏寇紀略》 , 第 344 ~ 345 頁。
[65]1626 年爆炸后, 王恭廠更名為安平易近廠。 《明熹宗實錄》 , 第 71 卷, 第 7 ~ 8 頁 ( “ 天啟六年蒲月初九” )
[66]1626 年爆炸后, 王恭廠更名為安平易近廠。 《明熹宗實錄》 , 第 71 卷, 第 7 ~ 8 頁 ( “ 天啟六年蒲月初九” ) , 第 345 頁。
[67]《明熹宗實錄》 43: 1a-2b ( “天啟四年六月初一” ) 。
[68]《綏寇紀略》 , 第 345 頁。
[69]《綏寇紀略》 , 第 345 頁。
[70]班固: 《漢書》 , 臺北鼎文書局, 1986, 第 1320 頁。
[71]《明熹宗實錄》 第 71 卷, 第 5 頁 ( “天啟六年蒲月初七” ) 。
[72]《明熹宗實錄》 第 71 卷, 第 8 頁 ( “天啟六年蒲月初九” ) 。
（轉錄發載自“清華人文與社會迷信高級研討所”微信大眾號）